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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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章

2010-09-28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一个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周恩来总理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d/x6};%J=

　　中国为什么要研制原子弹？
　　
　　毛泽东：我们今天要比昨天更强大，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别人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周恩来：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自卫。
　　
　　邓小平：没有原子弹、导弹，我们就进不了世界大三角。就不会有今天的国际地位。　　　　　　　　　　　　　
　　江泽民：我们反对在国际事务中搞实力外交，但我们自己必须有实力。

我国首枚原子弹爆炸始末 fzA"OI.[ob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中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时光飞逝了40年，回顾以往，发现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毛泽东对制造原子弹的决策是这样形成的
　　
　　1945年8月13日，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1951年下半年，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国共产党员)让人传话，“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195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毛泽东正式表态：“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赫鲁晓夫翻脸给中国制造原子弹燃起了自力更生之火
　　
　　1957年，中国与苏联经过多次谈判协商，10月份，两国正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该协定明文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并派专家来中国帮助研制。
　　
　　就在我们每天等着、盘算着的时候，情况发展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1959年初来了一位苏联专家，但是他对原子弹的技术问题只字不提，怎么问他都不说，就是重复一句话“你们都去工厂实习”。他口袋里装了一本资料，上班拿出来看看，下班装着就走，从不让中国人接触。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哑巴和尚”。
　　
　　1960年7月16日，赫鲁晓夫完全翻脸不认账了，决定撤走在华全部专家。8月23日，在核工业部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并把重要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原来应该供应的设备也不供应了。
　　
　　中央果断决定，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核武器研究院很快组成三大部————理论部、试验部、总体部，排列出原子弹的各项技术关，分工到各研究小组，分配到每个人，全面开始攻关。
　　
　　五年之后，原子弹爆炸获得完全的成功，十分巧合，卡中国人脖子的赫鲁晓夫也在同时被他的同伴发动的政变赶下了台。
　　
　　原子弹的重大技术关——同步聚焦被突破了
　　
　　美国人在1954年制造出三颗原子弹，其中两颗是“内爆”型，一颗是“枪法”型。“内爆”型原子弹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有可能研制出氢弹。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了“内爆”型。所谓“内爆”型是将大量炸药起爆的能量压向内心，产生高温、高压，使内心里的核材料产生裂变，释放出大量核能。但是困难的问题在于炸药起爆后，能量并不是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这就无法实现核裂变。
　　
　　要解决这一重大技术关，应当是如何使炸药同步起爆，能量聚焦，科学家把这一技术问题叫作同步聚焦。
　　
　　中国科技人员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从北京长城脚下试验到青海湖金银滩，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一步一步地试下去，最后实现了炸药起爆的能量完全压向内心，同步聚焦技术关被突破了。
　　
　　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铀235研制出来了
　　
　　1964年初，国务院国防工办在常务副主任赵尔陆上将的主持下，召开国防各工业部部长会议，核工业部部长刘杰在会上高兴地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核材料铀235已经研制出来了。”
　　
　　铀235研制过程是一件了不起的系统工程，从探矿、选矿、开采到最后的提取成功，有上百道工序，经过了许多家工厂。从南方的矿山开挖、选矿，由粗加工到细加工，再到精加工，一步一步筛选，一步一步提取，将半成品送到北方某工厂，再由北方某工厂加工后送到西部多家工厂，最后提取。整个工艺流程要经过大半个中国，缺少一道工序也不成。每一道工序都有极严格的技术要求，工作量之大、工艺要求之细、技术要求之强，不具有真才实学的行家里手是完不成的。
　　
　　周恩来等人审看了原子弹怎样才会起爆的纪录影片
　　
　　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是国家管理领导两弹事业的最高机构，由周恩来、贺龙、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人组成，周恩来是主任。
　　
　　随着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开展，中央专委委员和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特别关心进展情况，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原子弹究竟怎样才会起爆？研制工作进展到了什么程度？取得了哪些成果？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在同步聚焦技术取得初步成果后，拍摄了一部绝密电影。1964年初，影片制成，没有配音(出于保密也不让配音)，只同意在放映时，有人做口头介绍，并决定在一次中央专委开会前放映。中央专委委员们和有关领导，看了以后，兴奋得直点头，他们都认为我们国家的原子弹有希望了。
　　
　　美国当权者曾多次扬言并打算要对中国扔原子弹
　　
　　在过去的历史中，美国当权者曾多次扬言并打算对中国扔原子弹，这是有案可查的。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志愿军发动猛烈进攻，把敌人打得节节败退，溃逃了400多公里，麦克阿瑟紧急报告了美国总统杜鲁门。
　　
　　杜鲁门，这位曾经下令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的总统，产生了可怕而危险的念头，并很快公开了他的想法。他对新闻记者说：“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武器，挽回朝鲜战局。”
　　
　　这条带有爆炸性的新闻震动全世界，引起西欧各国的恐慌，英国首相艾德礼立即飞往华盛顿，会见杜鲁门，陈述利害。杜鲁门向中国人扔原子弹的威胁才缩了回去。
　　
　　1952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去南朝鲜访问，美国的许多军官向他建议：“应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核大炮，封锁中国大陆和中国东北基地。”1953年春季，艾森豪威尔下令，美国秘密地将原子弹运到了冲绳岛。根据30年后解密的美国档案证实，这位总统确实下令准备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同年5月份，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露骨地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如果朝鲜不能实现停战，美国不对使用核武器的后果负责。”
　　
　　据美国现在解密的档案证实，1955年3月10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国务卿杜勒斯说过，“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只有它们才能有效地对付中国大陆的机场”。3月15日，杜勒斯对新闻界宣布“我们可能利用某些小型原子武器”。
　　
　　美国当权者虽多次扬言并打算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却迟迟不敢按下核按钮，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中苏结盟，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对他们有很大的遏制作用。现在看来，中国决心研制核武器，在当时和今天是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
　　
　　原子弹能否爆炸成功，最后一道工序插雷管至关重要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采用铁塔上爆炸的方式，即先把原子弹在地面组装好，不能插雷管，而后吊升到塔顶，进行固定、检查、测试，等各项工作完成后，最后才能插雷管。
　　
　　这个铁塔是北京金属结构厂生产的，高102米。铁塔竖立在大戈壁，因为当地多风多沙，早晚温差甚大，技术人员在铁塔上工作非常困难，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外，就是铁塔的自然摆动。在如此困难的工作条件下，必须把数量甚多、危险甚大的雷管插好，多么困难、心理压力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当年的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今天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特别强调这一点，原子弹能否爆炸成功，就看最后插雷管的了。这是因为雷管是否能按规定要求插到正确的位置，直接影响到原子弹是否能同步起爆，否则原子弹爆炸试验就失败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现场总指挥是张爱萍(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副总指挥是刘西尧(当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他们根据中央的决定和命令，在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宣布原子弹试验的倒计时，零点定为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
　　
　　北京时间下午2时59分40秒，历史性的时刻到了，主控制站技术人员按下决定历史的电钮，10秒钟后，自动控制系统进入自动控制状态，这时倒计时从10到零点顺序跳动。这10秒是扣人心弦的10秒，就在这10秒内，原子弹从雷管点火，炸药起爆开始，能量向内心聚焦，高温高压压缩铀235材料，核材料达到超临界值，中子轰击原子核，原子核产生裂变，释放出大量能量。只见零点一到，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
　　
　　张爱萍拿起现场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极为兴奋地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了。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继续报告，我们已看到火球，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随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毛泽东。当毛泽东听到这一报告后，还更为严谨地提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最好让外国人先报道，我们再发表”。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印发了号外。美联社和路透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国内、国际上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原子弹是全国大力协同的成果
　　
　　核武器研究院制定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方针时，就明确为：主要技术以我为主，同时要考虑全国大力协同。
　　
　　原子弹的理论计算、物理爆炸试验、各项主要技术关突破、核材料生产等，都必须由核工业部自己负责研究解决，别的部门代替不了。但原子弹的其他相关部件、器件、测试手段以及相关的配套协作工程，十分庞大。涉及国防工业各部门、民用工业部门、科学研究部门、大专院校、各军种、兵种等许多部门，是一件了不起的全国系统配套工程。仅中央各部、中国科学院、部队科研生产部门以及地方工业部门就有数十家数百项重要的配套项目直接与原子弹爆炸有关，涉及机械、电气、电子、轻工、化工等许多行业。
　　
　　举几个例子，将原子弹托举起来的铁塔，是北京地方工业生产的；为隔除各测试点电容的影响，需要用塑料布覆盖，这些塑料布，数量甚为可观，也是地方工业生产的；爆炸前，每个人都要戴上一副防止光辐射的眼镜，这也是民用工业生产的。还有从新疆境内主要火车站向核基地运输庞大的物资和人员，大量的解放牌汽车，一条一条长龙通向罗布泊，从天上往下看极为壮观，这些汽车是机械工业部生产的。还有许多测试仪器，如高速照相机、特殊示波器、精密天平、精密电表等等，缺一不可。总之，几乎各行各业都为原子弹爆炸出了力。
　　
　　中国人勒紧裤腰带研制出原子弹
　　
　　我国的原子弹正式起步研制是1959年下半年，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副食品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度过了每天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时期。
　　
　　但是，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却出现了奇迹，科研人员热火朝天，没有灰心丧气，没有消极沉闷，整个核武器研究院的人员，像蒸汽机车一样，加上点煤、水，就用尽全力向前奔驰。
　　
　　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品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辛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周恩来与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17日，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向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发出电报，说：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原子弹爆炸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一夜之间中国跨进了核大国行列，全世界刮目相看。可是要做到这一步，却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其中包括了周恩来的心血和精力。
　　
　　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这件事，周恩来很早就已放在心上了。早在1949年春季，解放中国的炮声还在祖国南方大地上隆隆作响，要出国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钱三强，想趁机在法国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他提了这个想法，又有些后悔，因为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解放区的经济很困难，要拿出外汇实非易事。但是周恩来批准了。这件事使得中国的科学家感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新兴科学的发展大有希望。新中国建立后，从1950年到1954年，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关怀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钱三强定购回来的这批仪器、资料和我国自己制造的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培养骨干，为创建我国核事业作了基础准备。
　　
　　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使全世界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我国为了反对核战争，保卫和平，把原子能用于国家建设，造福人民，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必须掌握原子能。
　　
　　就在这一月，周恩来把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找到办公室，详细了解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资源情况，告诉他们中央将要开会研究。接着，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都参加了。会上，李四光、钱三强等汇报后，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当仪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高兴地笑了。毛泽东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周恩来特别强调说：对人力培养要大力加强。这次会议对我国核科技研究和核工业建设有重大历史意义。按照周恩来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我国建设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当时，周恩来的思想是：我们要“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要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自己制造”。火箭专家钱学森回国不久，周恩来就亲自交代他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他亲自牵头负责筹备。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大力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聂荣臻曾经说，“1956年总理找我和学森同志谈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的事。就是说，我们要搞‘两弹’。那时候，主席也下了决心的，周总理很重视。”
　　
　　1956年，周恩来亲自领导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在制定这一规划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讨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不发展，主要是基础科学太差，科学家太少，应该按照科学家的专长来开展工作，也就是按学科和专长来制订发展规划；另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差，更应该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补齐缺门，基础科学要重视，但技术科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更有直接影响，应以此为重点，也就是按国家需要，逐步建立起与国民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重点加强与生产的衔接工作。两种意见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表示：科学研究不能只为促进科学发展而发展，应该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总任务。于是，大家按照这个方针，拟订十二年发展目标和分类课题，起草成分科规划。周恩来认为，这许多不同学科中，总要有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对什么是重点，大家在讨论中又出现重大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基础是钢铁，科学技术的发展应以此为重点；另一部分人认为要实现现代化的方针，重点应该放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上，以此来带动传统工业伎术和传统工业的改造，缺门的学科也要及时建立，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两种思路两种对策，提请周恩来决定。周恩来认为：现代科学新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水平的标志，应当选定航天技术（当时叫喷气技术）、核技术、半导体、计算机、电子学和自动化为重点。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最后选定了57项重要任务。
　　
　　这时候，我国除电子学、自动化外，全是一片空白。要从头建立，谈何容易。“两弹”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要有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从事组织工作和各方面安排，曾经组织过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26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这种情况，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做到的。人力集中了，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都办起了有关的科系或专业。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第一枚探空火箭上天；1959年我国研制成功半导体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科技十二年规划提前五年，于1962年经过认真检查，具体项目基本上完成了，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一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1963年，周恩来提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
　　
　　到了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决策问题是：我们的导弹、核武器要不要继续搞下去？是上马，还是下马？争议相当激烈。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表示要决心搞下去。他的态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来。当时调整国民经济，全国其他基本建设几乎全部停了下来，但是这方面的工程不仅没有下马，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决心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有七个副总理、七个部长参加（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林彪曾经提出一个主张，叫做“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个主张没有重点，使下面捉摸不透。周恩来在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思想。在1962年12月4日的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原则同意了二机部关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工作的“两年规划”。这个规划在1963年3月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被正式批准。周恩来提出了“三高”的指导思想，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那一天，周恩来派张爱萍为现场总指挥，全权负责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和贺龙、聂朵臻在北京，亲自在电话机旁听着现场指挥口令和倒数时间的声音。张爱萍在核试验场手持话简向周恩来准确地回答提问和报告情况。试验取得了成功，中华民族精神为之大振。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纷纷向我国表示热烈祝贺和同情支持。周恩来说：我们原子弹一响，美国的冲绳基地就向关岛迁移了。他问二机部部长刘杰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刘杰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说，五年是不是太慢了？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四年多，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二机部经过反复论证，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恩来主持第十次专门委员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也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恩来为大家制定了工作指导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他还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1965年3月20日专门委员会议上他提出的“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按照这个方针，我国从1964年10月到1987年6月的近23年时间里，只进行了33次核试验，而美、苏几十年来分别进行了800多次和600多次核试验。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定的1968年进行氢弹试验的目标。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我国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最初只管核武器研制：1964年开始也管航天事业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要以此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并把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说：“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要从东风二号抓起。”对于原子弹，他指出：要加速小型化，我们要真正制止核讹诈，就必须有自己的真正核威慑力量。在当时，要真正具有核威慑力量，核弹就必须能装在导弹上，否则是不行的。1966年10月27日，我国进行了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试验，导弹装上真的核弹头，在自己国内从发射场打到降落地。聂荣臻亲自指挥了这次试验，试验获得了成功。
　　
　　周恩来又提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这也是他的用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思想。专门委员会的第十三次会议上，确定了战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恩来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指出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在1965年12月29日至31日的第十四次专门委员会议上，周恩来还明确提出要求说：“明年是导弹年，要有收获”，“明年中程、高空、核弹头，有对空的、对航的、低空的，后年要出更大成果。”到1967年9月，我国防空部队终于用自己国产的新型地空导弹，把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了下来。
　　
　　也是在这期间，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了研制攻击型潜挺。
　　
　　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的成功，是周恩来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思想在科学实践中的丰硕成果。这项工作，我国是从零开始的。钱学森说过：“大家想一想，假使中国没有原子弹、导弹，那中国是什么国际地位？”
　　
　　周恩来对每次核试验、导弹试验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都要亲自听汇报，找专家咨询，仔细检查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要求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都考虑到，采取最可靠的保险措施。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正是由于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我国的“两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伤亡最小，成功率最高。后来，1970年7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中央专门委员会进行讨论时，周恩来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的安全问题，井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这年11月的一次专门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我国发展核电站应当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1974年三四月间，他带病最后一次主持专门委员会会议，审查并肯定了上海的核电站建设方案。
　　
　　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能够独立自主地顺利发展，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下也没有中断，并为大规模地发展科学技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这是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与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为我国核武器事业贡献一生的元勋科学家

　　
　　两弹一星功勋：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院士
　　
　　

　　
　　钱三强，浙江省湖州市人，1913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8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后改为原子能所）所长、计划局局长、副秘书长，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1992年逝世。
　　
　　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50年代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仪器设备。使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钎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在苏联政府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一方面迅速选调一批优秀核科技专家去二机部，直接负责原子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一方面会同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人，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技术得到及时解决，为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重要贡献。早在1960年，即在原子能所组织中子物理理论与实验两个研究组开展氢弹的预研工作，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促成了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两年零八个月，就研制成了氢弹。
　　
　　
　　两弹一星元勋：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院士
　　
　　

　　
　　郭永怀 (1909-1968)山东省荣成市人，1909年生，男，中共党员，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41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1945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1946年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1968年逝世。
　　
　　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领导和组织爆轰力学、高压物态方程、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和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两弹一星元勋：中国核物理泰斗王淦昌院士
　　
　　

　　
　　王淦昌江苏省常熟县人，1907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教授。1950年5月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副所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2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理事长，第3、4、5、6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8年逝世。
　　
　　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核武器研究实验工作的开拓者。在从事核武器研制期间，指导并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他是原子弹冷试验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指导了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并具体组织了中国第二、三次地下核试验。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1964年他与苏联著名科学家巴索夫同时独立地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新概念。他是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积极促成建立了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并一直指导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积极指导原子能研究所开展电子束泵浦氟化氢激光器等的研究。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两弹一星功勋：物理冶金学家吴自良院士
　　
　　

　　
　　吴自良，浙江省浦江县人，1917年生，男，物理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7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后在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厂、昆明中央机器厂任设计师，工程师。1943年赴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冶金系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金属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1949年任锡腊丘斯大学材料系主任研究工程师。1950年底回国，1951年任北方交通大学冶金系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所(后为上海冶金所)副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1954年领导完成了中央军委下达的抗美援朝前方需要的特种电阻丝研制任务，获得奖励。50年代，用国内富产元素锰、铝等代替短缺的铬，研制苏联40X低合金钢的代用钢取得成功,对建立中国合金钢系统起了开创作用。60年代，在困难的条件下，冶金所承担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分离膜的制造技术”任务，与原子能所、复旦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人员联合攻关，组成第十研究室，他兼任该室主任，主持这项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探索反复试验，于1964年试制成功并投入使用。1984年获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两弹一星功勋：物理学泰斗钱学森院士
　　
　　

　　
　　钱学森是中国现代科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中国工程控制论专家，系统工程专家，系统科学思想家。浙江省杭州市人，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翌年获硕士学位，又转入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在导师T.von卡门的指导下深造。1938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火箭导弹研究。1947～1955年间任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1955年回国后，历任航空委员会委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院长，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30年代钱学森是卡门组织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火箭研究小组的重要成员。1943年他和F.马林纳合作完成的研究报告《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为40年代喷气推进实验室研制成功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导弹是后来美国采用复合推进剂火箭发动机的导弹的先驱。钱学森在超音速及跨音速空气动力学、薄壳稳定理论方面对航空工程理论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他和卡门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飞行器克服音障和热障提供了依据，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他和卡门命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被用于高亚音速飞机的气动设计。1949年他还提出了用火箭助推的滑翔机作为洲际旅客运输火箭的设想和核火箭的设想。
　　
　　钱学森回国后在1956年2月17日向中国政府提出《建立我国国防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他协助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火箭导弹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1956年4月起，他作为这一领导机构的成员，负责规划与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此后他长期担负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并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组织领导中国运载火箭和航天器的研制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钱学森在50年代初将控制论发展成为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工程控制论，为导弹与航天器的制导理论提供了基础。他把中国导弹武器和航天器系统的研制经验，提炼成为系统工程理论，应用于军事运筹和社会经济问题，成功地推进了作战模拟技术和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在中国的发展。
　　
　　钱学森在力学的许多领域都做过开创性工作。他在空气动力学方面取得很多研究成果，最突出的是提出了跨声速流动相似律，并与卡门一起，最早提出高超声速流的概念，为飞机在早期克服热障、声障，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高亚声速飞机设计中采用的公式是以卡门和钱学森名字命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此外，钱学森和卡门在30年代末还共同提出了球壳和圆柱壳的新的非线性失稳理论。他在1946年对稀薄气体的物理力学特性的研究，是这一分支发展的先声。1954年钱学森在美国出版《工程控制论》，从技术科学的观点，对各种工程技术系统的自动控制理论作了全面研究，奠定了工程控制论的基础。1956年苏联出俄文版，1957年民主德国出德文版，1958年中国出中文版。1956年获中国科学院一等科学奖。1957年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第一届理事会推举他为首届理事长。
　　
　　钱学森的系统科学思想，首先表现在他提出了一个清晰的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他认为从应用实践到基础理论，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分为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四个层次。系统科学是由系统工程这类工程技术，系统工程的理论基础象运筹学、控制论和信息论这类技术科学，以及一切系统的一般理论“系统学”等组成的一个新兴科学技术部门。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的技术，是一大类工程技术的总称，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他提出要建立系统科学的基础科学“系统学”。并亲自领导了系统学研讨班。
　　
　　钱学森的专著有《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论系统工程》等。他的学术论文有50多篇发表于美国刊物，更多的发表于国内刊物，钱学森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两弹一星功勋：物理学家彭桓武
　　
　　

　　
　　彭桓武湖北省麻城市人，1915年生，男，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8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从事固体物理、量子场论等理论研究,获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5年与N·玻恩共同获得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加耳——布列兹班奖。1948年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1947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
　　
　　领导并参加原子弹、氢弹的原理突破和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在中子物理、辐射流体力学、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等多种学科领域取得了对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并为中国核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1972年调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78—1983年任理论物理所所长。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追光逐电逞英豪：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江泽民主席亲自为王大珩挂上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危难之际担重任
　　
　　王大珩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考取留英公费生，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
　　
　　那时候，王大珩满脑子都是光学理论，但当满怀报国之志的他踏上旧中国土地的时候，偌大的中国，仅有一个只能制造简单望远镜和低倍显微镜的破旧工厂。这时的中国，古老的科技文明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后起的西方文明。1948年，王大珩从英国回到尚未解放的上海。后来在其老师、科学家吴有训的邀请下，来到已经解放的大连，在大连大学任应用物理系主任。6年后，王大珩受命筹建中国科学仪器馆。1952年仪器馆在长春正式建成，后来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被任命为馆长、所长。可他面临的是国家急需大量的科学仪器，但当时国内想制造精密科学仪器，却拿不出制造它的材料———光学玻璃。他带领大家从制造自己的光学玻璃做起。他先是把在秦皇岛工作的龚祖同先生调到长春光机所，负责炼炉的建立。他又把从国外带回来的光学玻璃配方及制造过程中的技术资料全部铺展开来，他们的合作很快就取得了成果。1953年12月，是中国光学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长春仪器馆熔炼出了中国的第一炉光学玻璃，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也为新中国的光学事业揭开了发展的序幕：从无到有，到发展到繁荣……
　　
　　6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但是为了巩固国防，中国需要铸造自己的核盾牌。王大珩又一次在危难之际挑起集技术光学、机械与精密机械仪器制造、光学材料、导航、红外物理等众多学科于一身的重任。为研制试验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测试工作必须跟上。他利用长春光机所具有的技术优势，采用以高速摄影机和测量光冲量的途径，作为获取核爆炸后的部分性能信息的措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提交出了合格的光学测量仪器。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王大珩和他的同事们研制的光学测试仪器在试验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创新发展结硕果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迈开了发展宇宙空间技术的步伐，同时对光学设备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如返回式卫星装备的对地观测相机，既要能经得起发射时的震颤，还不能进行调整，要长期保持正常工作，这个重担又落在了王大珩和他同事们的肩上。在设计方案论证过程中，他提出在研制对地观测相机的同时，也要研制对星摄影的相机。为此，他亲自挂帅，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空间相机研制的科研部门。经过努力，他们终于攻克了难关。两种相机同时问世，同时伴着卫星飞上天空。当卫星返回时，相机带回了地球村的全貌。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成功。“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而他们使用的先进“武器”之一，就是王大珩率领的长春光机所研制的光学设备。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王大珩和他的同事们承担起船用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仪的研制任务。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可循，一切靠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性。总设计师王大珩指导研制人员多次出海进行光学设备的实验，特别在发射远程运载火箭中，长春光机所研制的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及船体变形测量系统等项光学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稳定跟踪、定位、标校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
　　
　　甘为人梯扶新秀
　　
　　王大珩不仅在光学科研中成绩卓著，而且为我国光学科研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几十年科研实践使他深深懂得，激光技术和光学技术的发展都需要年轻科技人员的参加，他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培养年轻人身上，他指导曾在他门下攻读研究生的蒋筑英，在国内首先建立先进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还有王乃弘，50年代就研制出红外夜视仪；唐九华在电影经纬仪的研制中作出重大贡献；王之江成为激光和光学设计理论与应用光学专家。
　　
　　由于在我国光学科研中所作出的贡献，王大珩1980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他成为我国现代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王大珩】男，中共党员，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现代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江苏省吴县人，1915年生于日本东京。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为国防现代化研制各种大型光学观测设备有突出贡献；为我国的光学事业及计量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50年代创办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以后发展成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领导该所早期研制我国第一蜗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激光器，并使它成为国际知名的从事应用光学和光学工程的研究开发基地。
　　
　　1986年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名，提出发展高技术的建议（“863”计划）。还与王淦昌联名倡议，促成了激光核聚变重大装备的建设。提倡并组织学部委员主动为国家重大科技问题进行专题咨询，颇有成效。1992年与其他五位学部委员倡议并促成中国工程院的成立。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两弹一星功勋：核物理学家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
　　
　　

　　
　　于敏是河北省宁河县人，1926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1960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1965年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历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院副院长、院科技委副主任、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 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后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从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获光华奖特等奖。
　　
　　
　　两弹一星功勋：核武器专家程开甲院士
　　
　　

　　
　　程开甲，江苏省吴江市人，1918年生，男，中共党员，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工作，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历任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工委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基地副司令员、科技委常任委员、顾问。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 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我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在国内第一个计算出原子弹爆炸的弹心温度和压力，其内爆机理研究解决了原子弹的关键问题，为原子弹爆炸威力、弹体结构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创建了核试验研究所，成功地设计和主持了首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和增强型原子弹等不同方式的几十次核试验，推动了核武器设计、改进和试验技术协调发展。他是核试验总体技术的设计者，及时提出了向地下核试验方式转变的建议并在较短的时间里组织实现了大气层试验向平洞与竖井试验的转变。创立我国自己的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为我军的核武器应用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核爆炸的测试研究，对武器的研制及改进、效应及其防护研究起到重要作用。开创了抗核加固技术新领域并完成首次抗加试验。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两弹一星功勋：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院士
　　
　　

　　
　　周光召，中国科协主席。
　　
　　１９２９年５月生，湖南长沙人。１９５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
　　
　　１９４６年至５１年在清华大学先修班、物理系物理专业学习。１９５１年毕业后转入北京大学研究院。１９５４年北京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１９５４年８月参加工作，任北京大学物理系讲师。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６０年任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中级研究员。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４年任核工业部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副主任，核武器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九局总工程师，第二机械工业部九院研究所所长。１９７９年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１９８０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中科院院士）。１９８２年后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１９８４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１９８７年起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１９８８年任“陈嘉庚基金会”理事长。１９９１年５月当选为第四届中国科协副主席。１９９２年４月当选为中科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１９９３年８月任中国科技大学顾问委员会主任并当选为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副主席。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９年１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１９９６年５月当选为第五届中国科协主席。１９９６年６月在第八次院士大会上当选为中科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还曾任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中方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太平洋科学协会主席兼理事会主席，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副会长，国际粒子和场学会委员，国际物理学联合会副主席，海峡两岸人才交流协会名誉主席。１９９８年３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２００１年６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国科协主席。
　　
　　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１９５８年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螺旋态振幅，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是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参加领导了爆炸物理、幅射流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力学等研究工作。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中作出贡献。
　　
　　１９６４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与合作者一起，获１９８２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１９８５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１９８７年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１９９４年３月被意大利政府授予“意大利共和国爵士勋章”，同月被授予蒙古科学院外藉院士称号和荣誉证书。１９９４年８月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中国杰出科学家”奖。１９９４年１０月被授予罗马尼亚科学院外藉院士荣誉称号。１９９４年１１月被聘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先后被美国科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保加利亚科学院、欧洲科学院、蒙古科学院等１１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１日被香港大学授予科学名誉博士学位。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９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湖南周光召科学技术基金会在长沙成立。１９９６年３月，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观测发现的、国际编号为３４６２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周光召星”。１９９８年１２月获香港浸会大学荣誉理学博士学位。１９９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撰有：《极化粒子反应的相对理论》、《膺轴矢流部分守恒》、《静质量为零的极化核子的反应》等论文八十余篇。
　　
　　
　　两弹一星功勋：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
　　
　　

　　
　　陈能宽湖南省慈利县人，1923年生，男，中共党员，金属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6年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毕业，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9年获硕士学位，195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物理冶金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威斯汀豪斯公司研究员。1955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研究员，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实验部主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科技委主任、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1986年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1988年兼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及核武器的发展研制工作中，主要领导组织了核装置爆轰物理、炸药和装药物理化学、特殊材料及冶金、实验核物理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组织并参加了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以及核装置球面同步起爆的方案制定和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攻克了技术难关，实现预期结果。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4年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1985年获三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两弹一星元勋：核物理学家朱光亚院士
　　
　　

　　
　　朱光亚，湖北省武汉市人，1924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美国密执安大学从事实验核物理研究工作，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于1950年春回国。历任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副教授、教授，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主任，第4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党组书记。第8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共第9届、第10届中央候补委员，11至14届中央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第9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
　　
　　1957年从事核反应堆的研究工作，领导设计、建成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了堆物理试验，跨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负责并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1962年主持编写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对争取在两年内实现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目标起了重要作用。参与组织领导中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两弹”技术突破及其武器化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70年代以来参与组织秦山核电站筹建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研究，80年代后参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工作。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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